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三门峡市政法战线将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全力跑好开局“第一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省委“1+2+4+N”目标任务体系和市委“3+6+N”整体工作部署，聚焦“五大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政法工作新局面。

全市政法系统坚守政治机关根本定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定不移落实党管政法工作制度，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政治监督、督查督办等工作制度，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全面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具体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今年年初，三门峡市委办、市政府办印发了《关于争创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的实施意见》，聚焦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推进构建多元化风险防范化解体系、立体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精细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协同化基层治理组织体系以及规范化平安建设评价体系等“五大体系”，坚决守牢“八个不发生”底线，争创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

全市坚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协同发力，切实维护公平正义。立足“一带一路”建设重要节点城市、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河南向西开放门户城市定位，充分发挥法治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积极融入“六个强市”建设。助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惩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建立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深入开展“万警助万企”“法治体检”等活动，推出更多更优质政法公共服务产品。助力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引导经营主体强化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助力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全市坚持夯实基层基础，推动政法工作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一盯二防三攻四促”专项行动，持续完善“4+1+N”组织架构，构建县乡村三级全链条化解机制。对婚恋家庭、土地边界、债务等纠纷，第一时间化解处置，实现“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村”。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治理，以“平安崤函·青春守护”专项行动为抓手，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今年，全市以“铸魂砺剑肃纪凝心”四大工程为抓手，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坚持从严管党治警，严肃查处执法司法领域违纪违法问题，扎紧制度笼子。强化专业化能力建设，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员轮训，举办“政法大讲堂”。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大力弘扬政法英模精神，培育选树政法系统先进典型，营造理解、支持政法工作的浓厚氛围。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从荒漠到都市：重新学会‘与自然做邻居’” 主题沙龙于上海世界会客厅举办。本次活动由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联合澎湃新闻主办，集结生态专家、企业家、自然教育从业者、艺术家多方力量，围绕超大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城市自然教育、绿色转型协同发展展开深度交流，探寻城野共生可持续实践方案。

SEE基金会东海生态环保项目管委会主席庞勇出席活动并发表致辞，他立足长三角生态保护实践，对比阿拉善SEE西北荒漠治沙初心，系统阐释长三角企业家扎根上海、深耕都市生态治理的使命与路径。他结合上海候鸟保护、滨海湿地修复、濒危植物保育等扎实落地的项目案例，展现商业力量赋能城市生态建设的多元成果，并提出生态保护不在远方、而在市民日常的核心理念，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城市自然保护，让与自然为邻成为超大城市的鲜明底色。

从2018年起，我们与崇明东滩保护区合作，探索候鸟与城市滨海湿地保护。我们以“政府主导、民间推动、企业支持、公众参与”为路径，推动保护区科普基地免费开放，累计为19万市民提供科普教育服务；组建由退捕渔民构成的巡护队，带动上万名志愿者清理滩涂垃圾100余吨，并将塑料垃圾再造为文创产品，实现“变废为宝”的可持续闭环。我们还助力环志监测、发起全民观鸟节，让候鸟保护融入市民生活。这背后，是我们长三角地区近60位企业家，将商业力量注入生态治理的持续努力。

不止于滨海湿地，我们也把这份探索带到了上海市中心。上海植物园保育了1万多种植物，其中341种为珍稀濒危及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堪称城市中央的“植物方舟”。但公众很少关注身边的濒危植物，比如上海市花白玉兰的姊妹花——宝华玉兰，全球野生仅存100多株；又比如杜仲，曾因药效被大量砍伐，它们的名字，至今鲜为人知。

专业社会化服务精准补位，打通三夏生产服务堵点痛点。三夏生产窗口期短，“麦熟一晌，龙口夺粮”，单家独户的农户难以应对规模化收割、突发性天气等生产难题。供销合作社作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立足基层农事需求，搭建专业化、集约化农事服务平台，成为小农户对接现代农业的关键桥梁。面对黄淮、江汉主产区持续阴雨天气，中国供销集团迅速启动应急机制，依托各地为农服务中心组建跨区作业队；针对河南平顶山雨后田间泥泞、常规农机无法作业的困境，调配18台履带式收割机，重点帮扶留守家庭、无劳动力农户，破解零散地块收割难题。杭州富阳供销合作社提前研判梅雨天气影响，科学调度、统筹协调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组建“收割作业队”，帮助农户完成小麦、油菜机械化收割，实现丰产丰收。遍布全国的供销服务力量，以精准、高效、兜底的服务模式，补齐分散种植的生产短板，让农事生产告别“单打独斗”，实现规模化、有序化推进。

现代农业科技深度下沉，筑牢粮食减损增收硬核屏障。如今，科技赋能全面渗透三夏生产全链条，改写了“看天吃饭”的旧格局。今年“三夏”，全国投入超1700万台(套)各类农机具，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现代化农机成为田间生产主力。各地供销系统主动拥抱农业数字化、智能化变革，四川供销农资集团布局智能化烘干设备，有效破解川内阴雨天气粮食晾晒难题，烘干小麦品质大幅提升，每百斤可增收10至20元。在安徽省阜阳市正午镇程圩村的智慧农场里，多种智慧设备为农作物监测、抢收提供帮助。农业农村部动员7万多台烘干机、28万多台履带式收割机，从收割、烘干全环节减少粮食霉变、损耗，用科技力量守住丰产丰收底线。

全链条保障体系协同发力，夯实颗粒归仓稳产根基。丰收不止在于抢收，更在于收好、储好、销好，全流程闭环保障才能切实锁住丰收成果。供销系统立足农业生产全周期，构建起“抢收+烘干+收储+物流”的一体化保障体系，全方位护航新粮归仓。从田间机械化抢收减少田间损耗，到智能烘干保障粮食品质，再到充足仓容、专项资金兜底收储、畅通物流拓宽销路，科技赋能生产、服务贯通全程，形成农事生产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组织3300多家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2000多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5900多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助力常态化服务与应急保障双向结合，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让夏粮生产更好实现稳产增收可控可期。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作曲、唱腔设计朱绍玉曾为《宰相刘罗锅》一至六本设计唱腔，如今80岁高龄的他再度执笔。原排时，他以“少而精”作为音乐创作的原则——文场武场加起来不超过15人，每位乐手都要一专多能。据介绍，此次复排对唱腔做了细致入微的调整。根据复排刘墉扮演者杨少彭所宗的杨派特色，对他的唱腔进行了精心打磨，既保留经典韵味，又贴合杨派演唱特点。

经典作品的生命力根植于代代坚守的艺术传承与与时俱进的审美创新。本次复排剧目聚焦原作二本核心篇章《夜审》，以跌宕起伏的剧情为载体，讲述了江宁知府刘墉临危破局，在恪守君臣礼制、保全帝王颜面的前提下，层层拨开迷雾、重拳揭穿贪官污吏阴谋的经典故事。整部桥段人物塑造鲜活立体、戏剧冲突饱满密集、情节节奏张弛有度，是全剧最具代表性、最受观众青睐的经典核心段落。(完)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近日称，其“顶住中国压力”“突访”斯威士兰，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张晗应询表示，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大搞“金元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

张晗说，民进党当局在岛内一直高喊“自由”，却长期操控媒体、豢养网军、钳制舆论，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标榜“民主”，却大搞“绿色恐怖”，滥用司法、行政等手段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大谈“人权”，却罔顾岛内民众利益福祉，一再歧视、刁难陆配群体，给岛内有关人士贴标签、扣帽子，人心尽失。

“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张晗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正确认识大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看清民进党当局打着“民主”的幌子谋“独”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限，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